爱蕾诺尔之死──从《阿道尔夫》看自我虚构的治疗功能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 MG1009048 姚梦颖

摘要：邦雅曼-贡斯当的小说《阿道尔夫》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作者又否认将其定义为“自传体小说”。今天，“自我虚构”概念为这部小说做了很好的注解，而故事转折兼高潮爱蕾诺尔的死亡更是使人们注意到“自我虚构”的治疗功能。本文将从“自我虚构”理论出发，结合《阿道尔夫》故事情节与贡斯当的私生活，论述爱蕾诺尔死亡一幕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 阿道尔夫 爱蕾诺尔 斯达尔夫人 自我虚构 治疗

《阿道尔夫》是法国政治家、文学家邦雅曼-贡斯当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描写了一个出身高贵、本人又是大学毕业生的青年阿道尔夫，爱上了一位伯爵的情妇、年龄比他大十余岁的外国女子爱蕾诺尔。爱蕾诺尔报之以更热烈的爱情，毅然抛开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投入阿道尔夫的怀抱。但在一起不久阿道尔夫厌倦了她的爱情。他既不能专情于爱蕾诺尔，又不能斩断情缘，担心断绝关系会给她造成伤害。阿道尔夫为此饱受困扰，爱蕾诺尔也不堪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郁郁而终。这部小说作于1806年，出版于1816年，尽管作者多次表示，“《阿道尔夫》里所描写的所有人物，与我相识的任何人没有任何联系”[1]，然而，眼尖的读者和评论员们还是从小说与作者私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挖出其中与他周围的人和事相对应的部分，将它定义为“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过后，文学界多了一个新的概念，“自我虚构（autofiction）”，为自传和小说的中间地带下了定义。自此，《阿道尔夫》与作者贡斯当私生活若有似无的联系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本文以自我虚构的角度对贡斯当作品《阿道尔夫》进行研究分析，探讨小说中作者与作品、叙述者与作者、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作者自身的关系，以及小说中虚构的一幕“爱蕾诺尔之死”对作者自身的意义和作用。

I. 自我虚构 我们知道，在任何叙事虚构作品中，都至少存在一个叙述者。不论这一个或多个叙述者是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这个虚构的叙述者都在向被叙述者讲述故事。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文艺作品一样，叙事作品的脉络和内容也是由真实意义上的作者所决定。从这个意义出发看，可以说任何作品都是作者的产儿。作者作为生活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一分子，显然无法置身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之外，因此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往往或者包括其周围的社会生活，或者包含他自己的生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无法界定“自传”与“小说”的清晰界限，既能在一部小说中看到作者的影子，却又无法将它与自传完全等同起来。 1977年，法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塞尔热-杜布罗夫斯基在阐述自己的小说《儿子》时，首次使用了“自我虚构”这个词，用来表明“对完全真实的事件的想象”[2]。这种想象在小说的规范和逻辑关系之外，即记住的、想象的和观察到的在虚构中所可能构成的某种平衡。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叙述者不能与作者相等同；同时，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以及人物又往往与作者有着某种关联，有可能通过它们出现不同形式的作者的自我虚构，成为独特的艺术虚构形象。应该说，这是文学历史上首次将自传鉴定的幼稚实践摆上质疑的位置。 随后，热奈特在他的几部重要理论著作中也谈到了“自我虚构”。他在研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迫切地感觉到，只有杜布罗夫斯基提出的“自我虚构”才能解释书中的“我”是怎样遇上一个叫阿尔贝蒂娜的女子，并迷恋上她，又怎么将她拘禁等等。书中，提供这些经历的人是“我”，而这些经历在现实当中从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至少是没有以这种方式发生过。换句话说，“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并不完全属于我的生活和性格。在《修辞》卷四中，他又解释了当初为何重提“自我虚构”这个概念：“我把这个概念重新找回，将它定义为文本生产者。那些文本一方面在形式上（或者不是）忠实于自传体，但是，借用作者的传记（或多或少）又展现了值得注意的不和谐，这样的不协调可能是很明显的。”[3] 长久以来，大家对于“自我虚构”的定义争执不定，勒卡尔姆在《自我虚构》一文中说：“自我虚构是这样一种故事，故事的作者、叙述者和主角在名义上拥有同一个身份，然而从内容可以看出它依然是一部小说。”[4]十年后，斯卡尔在博士论文《自传、小说、自我虚构》中进一步完善了它的定义：“自我虚构是这样一种私人记叙，故事的作者、叙述者和主角表面上或许拥有同样的身份，然而从文本或潜在文本中可以看出它依然是虚构的。”[5] 至此，我们对“自我虚构”的概念和定义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

II. 《阿道尔夫》的“自我虚构”性